张学良传－－谢谢少帅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19xx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19xx年12月11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