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八月的西安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5月5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路程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红军为了抗日，于19xx年春东渡黄河，不料，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拦。为了顾全大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停止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布，出师抗日的红军之所以回师黄河西岸，不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和进攻畏惧了，而主要是“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慎重地劝告南京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路程时，就参加过反清的路程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国军和靖国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路程激情的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国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19xx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19xx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19xx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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