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相煎何急

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宋氏兄妹等，对蒋介石则往往持否定态度;对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似欠恰当。是的，蒋介石是坚决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的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说，随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而中国国民党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1986.11.)。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12月26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了他用“伟大人格”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路程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但对那个差一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先前的热情的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蒋介石夫妇是12月26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19xx年第5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oo00）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