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10-21 21: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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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by王书亚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
王书亚：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标签：青春励志文章,经典励志文章,http://www.qz26.com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xx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xx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xx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xx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xx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xx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文by王书亚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xx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xx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xx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xx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xx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xx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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