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名著
钱钟书先生是闻名海内外的大学者，但其多数著作并不被人们熟知，海内外许多读者是由《围城》才知晓钱先生大名的。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迄今已印刷了十多次，并有好几种外文译本。电视连续剧《围城》的播出，更使钱先生和他的《围城》名闻遐迩、声誉大振，赞美之辞、叫好之声纷至沓来，几有目不暇接、耳不暇闻之慨。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围城》又被各种各样的文学经典排行榜列在了极为显著的位置。
如果单从写作技巧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说《围城》是一部很妙的小说，妙就妙在书中洋溢着作者的才情、机智、幽默、风趣，还有讽刺挖苦的种种本领。这些都是令人欣赏、惹人喜爱和可以供人咀嚼玩味、排遣忧闷的东西。然而，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不能光看它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还是看它的内容和写作背景，这一点恰恰被那些忙着赞誉、叫好的女士们、先生们给忽略了。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稿的。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都会知道，那是神州大地祸深寇亟、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年代。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持续了七年，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死亡线上挣扎，抗战军民还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但是，就在那样一个悲惨与壮烈的岁月里写就的《围城》之中，我们既看不到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也看不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洪流，更看不到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和关切。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书中剖析和描述的尽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说白了，也就是生活在日伪统治区上海的一群快乐而慵懒的文人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打情骂俏，以及绿头苍蝇式的追来逐去的爱情游戏。这些故事似乎发生在与抗战毫无关联的距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某个世外桃源里。
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这就是抗战期间的中国知识分子吗？
钱先生在《围城》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钱夫人杨绛则在《围城》的附录里说：“这本书是他‘锱珠积累’写成的，我是‘锱珠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瞧，钱先生玩味自身才智、钱夫人欣赏夫君才智的兴趣是多么浓烈，夫妇俩从“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剖析中获得了多少惬意和快乐，哪里还有一点点“忧世伤生”的影子呢？
笔者决没有不许别人快乐的权力。实际上，抗战前线的官兵们虽然艰苦卓绝，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却仍不乏诙谐快乐的笑声。但相比之下，两种笑声的内涵和味道是大相径庭的。
《围城》毕竟写在抗战的年代里，它的第三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关于战争的描写：
也许因为战争中死人太多了，枉死者没有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迸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气候特别好。这春气鼓动得人心像婴孩出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芽的痛痒。
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只怕将来活不长。
这段文字，大概是《围城》中有关战争的唯一描述了，语言风格如同黑色幽默，态度之冷漠着实令人惊讶。那些日寇屠刀下的“枉死鬼”若地下有知，读了这段文字真不知能否像钱夫人那样笑得出来。难道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寡廉鲜耻、醉生梦死吗？钱先生对上海日伪势力的罪恶与残暴只字不提，受害的上海同胞倒成了他笔下讽刺挖苦的对象。
笔者困惑不解，何以像钱先生这样博学多才、声名显赫，而且亲身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位学者，对自己民族的危亡和父老乡亲的苦难竟会如此的麻木冷漠，满不在乎？他怎会在祖国最需要她的儿女们为捍卫她的独立和尊严而奋起抗争的年月里，远远地躲在沦陷区的小房子里，与妻子一唱一和地揣摩“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这简直就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