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名著
10-15 21: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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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钱先生清高孤傲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清高孤傲之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倒可能是钱先生不屑于投身抗战大军充当抗战一分子的原因。但清高孤傲之人往往重气节，讲人格，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如此看来，钱先生又应当义无反顾、挺身抗战才是，何以甘于在外族的蹂躏之下隐身孤岛，自得其乐？思来想去，笔者真有些糊涂了。那么，用文人的手无寸铁和爱好和平能否给钱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也似乎不能。文人固然手无枪杆，但他手中有笔杆，可以向侵略者口诛笔伐；文人固然爱好和平，而恰恰因为爱好和平，才最应该挺身而出，声讨侵略。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就是手无寸铁和热爱和平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最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饱尝战争的苦痛，是以他的诗歌十之八九都是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的。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 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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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因为钱先生清高孤傲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清高孤傲之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倒可能是钱先生不屑于投身抗战大军充当抗战一分子的原因。但清高孤傲之人往往重气节，讲人格，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如此看来，钱先生又应当义无反顾、挺身抗战才是，何以甘于在外族的蹂躏之下隐身孤岛，自得其乐？思来想去，笔者真有些糊涂了。那么，用文人的手无寸铁和爱好和平能否给钱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也似乎不能。文人固然手无枪杆，但他手中有笔杆，可以向侵略者口诛笔伐；文人固然爱好和平，而恰恰因为爱好和平，才最应该挺身而出，声讨侵略。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就是手无寸铁和热爱和平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最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饱尝战争的苦痛，是以他的诗歌十之八九都是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的。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果我们读一读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的诗作，就会发现其修辞之精美、字句之考究、音律之婉约，几乎臻于极致，可是正当国家危机四起、人民流离失所之际，他们不是挺身而出，扶危济困，却在那里低吟浅唱，醉生梦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前后两相比较，真乃天壤之别。
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一方面是老舍、田汉、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救亡文学；一方面则是钱先生这样的民族危难的旁观者们，躲在家中细细研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更有张爱玲之类的所谓“文学才女”在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何等鲜明的对照！
运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对如何看待“才气”二字生出一点感想：才气固然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表征一个人的天资，赢得他人的赞叹，以致不少以才子自许之人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然而，个人的才华必须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公益融为一体才会有意义，否则就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一个对民族危难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即使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于国家、社会何益？一本只顾卖弄个人才智而不顾民族危亡的小说，即使它文辞精美、妙语连珠，又何足道哉？总而言之，如果像钱先生在《围城》里这样不顾一切地玩味才气，孤芳自赏，那么才气就变得无聊甚至倒人胃口了。
中国有句古话：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一部作品，应着眼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李苦禅先生在谈及作画心得时，曾讲过极精辟的一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作画尚且如此，为文更应如此。以这个观点衡量，《围城》大节有亏，是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小说。海内外之所以对《围城》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才气和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这一现象，在张爱玲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因为钱先生清高孤傲吗？似乎是，也似乎不是。清高孤傲之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这倒可能是钱先生不屑于投身抗战大军充当抗战一分子的原因。但清高孤傲之人往往重气节，讲人格，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如此看来，钱先生又应当义无反顾、挺身抗战才是，何以甘于在外族的蹂躏之下隐身孤岛，自得其乐？思来想去，笔者真有些糊涂了。那么，用文人的手无寸铁和爱好和平能否给钱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也似乎不能。文人固然手无枪杆，但他手中有笔杆，可以向侵略者口诛笔伐；文人固然爱好和平，而恰恰因为爱好和平，才最应该挺身而出，声讨侵略。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们就是手无寸铁和热爱和平的，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恰恰是最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弟妹失散，父子隔绝，饱尝战争的苦痛，是以他的诗歌十之八九都是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的。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
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真不愧为一代诗圣，气冲霄汉、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完全洋溢在其诗句之中了。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杨炯、卢纶、王涯、马戴、张仲素等人的诗歌，也表达了同杜甫一样的爱国情怀。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果我们读一读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的诗作，就会发现其修辞之精美、字句之考究、音律之婉约，几乎臻于极致，可是正当国家危机四起、人民流离失所之际，他们不是挺身而出，扶危济困，却在那里低吟浅唱，醉生梦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前后两相比较，真乃天壤之别。
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一方面是老舍、田汉、郁达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救亡文学；一方面则是钱先生这样的民族危难的旁观者们，躲在家中细细研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更有张爱玲之类的所谓“文学才女”在汉奸小报上喁喁情话，充当“顺民文学”的主将。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何等鲜明的对照！
运笔至此，笔者不由得对如何看待“才气”二字生出一点感想：才气固然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表征一个人的天资，赢得他人的赞叹，以致不少以才子自许之人恃才傲物，自鸣得意；然而，个人的才华必须与祖国的命运、社会的公益融为一体才会有意义，否则就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一个对民族危难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即使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于国家、社会何益？一本只顾卖弄个人才智而不顾民族危亡的小说，即使它文辞精美、妙语连珠，又何足道哉？总而言之，如果像钱先生在《围城》里这样不顾一切地玩味才气，孤芳自赏，那么才气就变得无聊甚至倒人胃口了。
中国有句古话：立身既败，万事瓦裂。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一部作品，应着眼大节而不能只看细枝末节。什么是大节？对待祖国民族的态度就是大节。大节之大，莫此为甚。李苦禅先生在谈及作画心得时，曾讲过极精辟的一句话：“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所谓人格，爱国第一。”作画尚且如此，为文更应如此。以这个观点衡量，《围城》大节有亏，是一部不值得称许的小说。海内外之所以对《围城》好评如潮，原因恐怕就在于只看重才气和技巧，而完全撇开了大是大非的评价标准。这一现象，在张爱玲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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