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危难见真情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

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19xx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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