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郭松龄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19xx年9月28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⒇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哪能不怒气冲天呢!

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oo00）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oo00）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www.qz26.com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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