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力挽狂澜

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氏12月26日声明(即所谓《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指出此训词含糊曲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实，蒋氏在三方会谈之初的这些表现，不也曲曲折折，很不干脆吗?

但张、杨、周以团结抗日和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拘细节，仍决定与宋氏兄妹谈判。

三方面(张、杨为一方，周为一方，宋氏兄妹为一方)的正式谈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称建国路)张公馆西楼(当年张将军就住在这座楼的三楼上)二楼进门左边的会客室里举行的。

这个会客、有时也用作开会的客厅，并不很大，估计也只有平常的两个房间那么大，但却窗明几净，朴素淡雅。屋内正面墙壁上有一个滴达作响的挂钟，下面两个屋角处，各置一个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摆着盆花。屋内三方靠墙处整齐地放着蒙有米色沙发罩的单人和双人沙发，前面有精致的茶几。张学良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向部分高级将领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当然，能够取得一些初步的谅解，并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也并不是容易的，张、杨、周，特别是周恩来曾做了不少工作，这一方面是他(当然，也包括博古、叶剑英等)要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主张杀蒋，或要求将蒋交人民公审，认为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政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路程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路程后被群众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俘的拿破仑。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团结抗日出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于全国人民怒潮的高涨，特别是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还说：‘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呼吁，一心打内战，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内战。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但是，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情啊!……’周恩来同志循循善诱，使他们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青天。有个军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来同志行了个军礼，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尊敬。”(引文出处同前)……另方面，周恩来也积极地做上层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来西安时，没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因而顾虑重重，认为他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更不敢与他见面，怕何应钦抓他的把柄，但经周恩来通过郭增凯(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误捕押往南京又获释并随同宋子文前来西安的)向宋转达意见，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宋大感意外，心悦诚服，后来回到南京，“到处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刘鼎：《谈西安事变》终于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宋美龄、宋子文等来西安谈判。就是在谈判期间，周恩来也始终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忘继续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如他与宋美龄也曾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路程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宋要求周劝杨虎城早日释蒋。周应允。第二次谈话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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