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煤矿安全生产情况的调研报告

　　（三）煤矿安全治理的最大障碍

　　能源紧缺、煤炭价格上涨使煤矿采掘业成为近年来的暴利行业。近年来山西煤炭市场吨煤的纯利润在100－200元人民币左右(原煤会因
为种类、质级等原因导致售价不同，由于贫矿富矿等原因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个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矿，年获纯利就可达几百万元，稍大生产规模的煤矿每年的纯利可以超过1000万元。山西省高平市的统计年鉴表明，20**年该市原煤累计开采量为1150.68万吨，其中市属煤矿为214.87万吨，市以下乡镇煤矿为807.55万吨。该市政府一位官员分析，根据20**年的数据计算，私人手中累计的原煤开采量应在700万吨左右，按照每吨煤炭200元的纯利润计算，当年私人获取的纯利润应该在14亿元左右。正是这种超额利润的诱惑使各级政府对小煤矿的整顿关闭措施难以施行。从煤矿事故的通报中，看到了矿主们在事故发生前后对法律的蔑视。很多煤矿在发生事故前曾多次收到当地煤矿安全监察部门的停产整顿通知，甚至曾经被这些部门实施关闭，但这并不影响煤矿的继续生产，尽管把对矿难死者的赔偿额提高到了20万元，也同样不能阻止矿主们继续违章违法生产。因为，从煤炭生产中轻易获取的暴利使矿主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抗安全监察部门的执法，甚至收买执法人员；同时，“20万元”在日进百万元的矿主们眼里根本不算巨款。一些官员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既然无法阻止煤矿的违法生产，就成为煤矿的暗股。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对煤矿进行管理与执法中，举步维坚，实质性的安全问题不能杜绝。

　　（四）超生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生产：煤矿安全治理的主要障碍

　　面对不断恶化的煤矿安全生产现状，省政府的治理整顿政策和措施首先受到了来自煤炭市场的巨大压力。2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每年煤炭消费量增长7％－9％。消费需求增长导致煤炭产量增长，从20**－20**年，全国原煤产量的累计增长量高达7.38亿吨，累计增幅接近74％。20**年，原煤产量达到19.5亿吨，与20**年相比，增加2，28亿吨，增长13.2％；20**年，原煤产量达到了21.9亿吨。比20**年增长9.9％。原煤增产主要是通过煤矿超出设计能力的生产实现的。20**年，全国27个产煤省(市、自治区)中，有20个省(市、自治区)超产，其中19个省(市、自治区)超产在10％以上，福建、陕西、北京等地超产均在50％以上。在超出生产设计能力的同时，原煤生产也超出了生产安全保障能力。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调查，20**年，全国原煤年产量为17.28亿吨，而当年年底，全国具备生产安全保障能力的矿井的生产能力仅为11亿吨，至少有6.28亿吨的原煤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20**年，全国原煤年产量为19.5亿吨，当年全国具有安全保障的生产能力仅12亿吨，至少有7.5亿吨的原煤是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在经济增长目标的刺激下，煤炭市场的需求已经不可能由那些安全设施和制度较为完善的国有煤矿予以满足，这就为小煤矿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0**年，全国小煤矿产量占到了总产量的38％左右。

　　一方面，小煤矿产量份额的急速增加，再加上小煤矿安全投入不足甚至完全没有安全投入，使得小煤矿不仅产量大增，而且成本也相对低廉，这就反过来迫使国有煤矿进入了减少安全投入和超设计能力生产的行列。另一方面，由于小煤矿在煤炭市场中已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小煤矿高频率的关闭整顿，则直接影响着全国煤炭市场的供给，导致煤炭供应形势更为紧张，并成为推动煤炭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年8月份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小煤矿进行治理整顿和关闭，由此产生的煤炭供需缺口将主要通过国有大煤矿产量的快速增长实现。从统计数据看，小煤矿仅占全国煤炭产量的三分之一，关闭小煤矿不会对煤炭业产生太大的影响，关闭小煤矿留下的缺口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国有煤矿的生产能力来填补。事实上，这给国有煤矿造成了巨大的增产压力，使这些煤矿有了更好的借口变本加厉地超设计生产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生产，进而加大了国有煤矿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隐患。20**年11月27日发生的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煤尘爆炸事故便验证了这一点。而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执政目标，这一目标引发了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市场中几乎无止境的需求。而对市场经济就是“增长经济”的狭隘理解，则必然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病态市场经济。在这个忽视社会公正的市场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经无法抵御“看不见的畸形市场之手”的操控，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早已不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制性地对煤矿实施管理和控制。当政府仍然试图用习惯的行政强制手段去整顿治理煤矿安全生产秩序时，便总是遭遇到来自“畸形病态市场”的抵制，致使对煤矿安全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其实，即使在正常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需求、产品价格、企业利润和预防事故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而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最终还要视政府、企业和工人各方之间的互动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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