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演讲稿：我心目中的中大学生
10-15 21: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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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也许有人说，大学培养人，无非就是组织大学老师上课、保证学生修满学分、最终顺利毕业而已。我想，这是对大学、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具有大学精神的学校的一种误解。我刚才说，大学教育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这绝非仅仅通过进修课程就可以实现的，否则，中山大学就与普通的教学型学校没有区别了。我坚信，中山大学是具有大学精神的大学，所谓大学精神，应该是大学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厚重的学术积淀，是和谐的校园氛围和蓬勃的发展趋势。这种精神不可捉摸，但可意会，它时刻在塑造着大学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像诸位这样可塑性更强的青年学生。 中大的文化传统毫无疑问地具有塑造人格的功能。这里，我不能不谈我们的校训。校训是一所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代表着这所学校的终极追求，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中的每一个人。因此，校训给我们留下的丰富涵义，已经成为我们学生素质形成的文化基础。我们的校训出自中国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原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其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题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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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说，大学培养人，无非就是组织大学老师上课、保证学生修满学分、最终顺利毕业而已。我想，这是对大学、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具有大学精神的学校的一种误解。我刚才说，大学教育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这绝非仅仅通过进修课程就可以实现的，否则，中山大学就与普通的教学型学校没有区别了。我坚信，中山大学是具有大学精神的大学，所谓大学精神，应该是大学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厚重的学术积淀，是和谐的校园氛围和蓬勃的发展趋势。这种精神不可捉摸，但可意会，它时刻在塑造着大学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像诸位这样可塑性更强的青年学生。
中大的文化传统毫无疑问地具有塑造人格的功能。这里，我不能不谈我们的校训。校训是一所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代表着这所学校的终极追求，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中的每一个人。因此，校训给我们留下的丰富涵义，已经成为我们学生素质形成的文化基础。我们的校训出自中国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原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其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题写训词，写下了这十个字，1926年，为纪念故去的创办者，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而这十字校训则一直沿用至今。
“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校训，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要有广博的学识，能仔细地探究，去谨慎地思考，可以明确地辨别，最后要切实地去实行。这十个字其实是儒家对于读书、治学、做人的经典诠释，是达到“至善”之境的途径。今天，我不想对此作过多的学理化论述，只想通过几个例子并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解释一下，这样让大家对我们校训的内涵有一个更深入、直接的了解。
先说博学。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有学问嘛，但怎么样才算有学问呢？我听过钱钟书与黄永玉之间的一段故事。有一次黄永玉先生画了一幅以凤凰涅槃为寓意的国画，作为国家送给广岛的礼物，一位国家领导请黄先生说说“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他原以为很简单，但找了《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等典籍，结果都是没有，实在憋得没办法了，他忽然想到了当时住在隔壁的钱钟书，就打了电话过去，于是钱先生就在电话里给他解释说，这是郭沫若1921年在自己一首诗中编出来的题目，是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确实没有地方找出处。但是凤凰跳进火里面再生的故事是有的，在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但却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和中国都有点关系，可以去《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第三册找找。黄永玉一去找，果然找到了。
我想，这个例子可算是博学了，但钱钟书先生毕竟和中大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我想讲五个中大的例子或故事，分别说说中大校训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
说到博学，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寅恪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公认为是继司马迁和司马光之后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中大度过的，晚年他视力不好，几乎失明，住进康乐园后，学校为了保护他，专门在他的住所周围修筑了一圈栅栏，还在门前砌就了一条白色的水泥路，这也是因为陈寅恪的视力只能辨别浅色而铺设的。陈寅恪故居和那条水泥路都还保存着，大家可以回南校区康乐园探询一下这些建筑，或许可以体会到与大师之间近距离接触的感觉。我记得20**年金庸先生来中大访问时，特别提到希望到故居凭吊陈寅恪先生，我还陪同他满足了这个愿望。
下面说说陈寅恪的博学，有一个例子，陈先生在写他的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时，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书稿是通过口述，由他的助手帮助撰写而成的。在书中，他总是引经据典，当遇到不确定的问题时，他总可以告诉助手，在他书架的哪一层的哪一本书中的哪一页，可以找到问题的出处。我想，如果不是对治学抱有强烈的欲望，不是饱读诗书、博学强记，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与钱钟书先生在电话中解释“凤凰涅槃”的故事可谓异曲同工，应该是对博学最好的诠释了。
说了博学，再说审问。所谓审问，就是仔细地探究，要善于提出问题。什么叫善于提问，怎么样能够提出好的问题，我认为，只有通过详细地探究，认真地考察才能做得到。这里我想举一个德国总理施罗德来我校演讲时的例子。2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来广州访问，他在中大的怀士堂为我们的学生作了一场演讲。说到怀士堂，这是我们中大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当时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在为施罗德演讲选址时还在考虑应安排在广州还是在成都，在看到了我们的怀士堂并了解到它的历史以后，当即就决定将演讲地点安排在广州了。现在想想，我还真的佩服他们的眼光，因为就在去年，在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纪念邮票中的第四枚就是中山大学，邮政总局的设计师们选取的票面内容也是这座怀士堂。据我所知，这是继北大和复旦之后，第三个国内大学登上“国家名片”。
也许有人说，大学培养人，无非就是组织大学老师上课、保证学生修满学分、最终顺利毕业而已。我想，这是对大学、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具有大学精神的学校的一种误解。我刚才说，大学教育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这绝非仅仅通过进修课程就可以实现的，否则，中山大学就与普通的教学型学校没有区别了。我坚信，中山大学是具有大学精神的大学，所谓大学精神，应该是大学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厚重的学术积淀，是和谐的校园氛围和蓬勃的发展趋势。这种精神不可捉摸，但可意会，它时刻在塑造着大学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像诸位这样可塑性更强的青年学生。
中大的文化传统毫无疑问地具有塑造人格的功能。这里，我不能不谈我们的校训。校训是一所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集中体现，代表着这所学校的终极追求，它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中的每一个人。因此，校训给我们留下的丰富涵义，已经成为我们学生素质形成的文化基础。我们的校训出自中国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原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其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题写训词，写下了这十个字，1926年，为纪念故去的创办者，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而这十字校训则一直沿用至今。
“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的校训，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要有广博的学识，能仔细地探究，去谨慎地思考，可以明确地辨别，最后要切实地去实行。这十个字其实是儒家对于读书、治学、做人的经典诠释，是达到“至善”之境的途径。今天，我不想对此作过多的学理化论述，只想通过几个例子并以我个人的理解来解释一下，这样让大家对我们校训的内涵有一个更深入、直接的了解。
先说博学。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有学问嘛，但怎么样才算有学问呢？我听过钱钟书与黄永玉之间的一段故事。有一次黄永玉先生画了一幅以凤凰涅槃为寓意的国画，作为国家送给广岛的礼物，一位国家领导请黄先生说说“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他原以为很简单，但找了《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等典籍，结果都是没有，实在憋得没办法了，他忽然想到了当时住在隔壁的钱钟书，就打了电话过去，于是钱先生就在电话里给他解释说，这是郭沫若1921年在自己一首诗中编出来的题目，是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确实没有地方找出处。但是凤凰跳进火里面再生的故事是有的，在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但却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和中国都有点关系，可以去《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本第三册找找。黄永玉一去找，果然找到了。
我想，这个例子可算是博学了，但钱钟书先生毕竟和中大没有直接的关系，下面我想讲五个中大的例子或故事，分别说说中大校训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
说到博学，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陈寅恪是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公认为是继司马迁和司马光之后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中大度过的，晚年他视力不好，几乎失明，住进康乐园后，学校为了保护他，专门在他的住所周围修筑了一圈栅栏，还在门前砌就了一条白色的水泥路，这也是因为陈寅恪的视力只能辨别浅色而铺设的。陈寅恪故居和那条水泥路都还保存着，大家可以回南校区康乐园探询一下这些建筑，或许可以体会到与大师之间近距离接触的感觉。我记得20**年金庸先生来中大访问时，特别提到希望到故居凭吊陈寅恪先生，我还陪同他满足了这个愿望。
下面说说陈寅恪的博学，有一个例子，陈先生在写他的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时，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书稿是通过口述，由他的助手帮助撰写而成的。在书中，他总是引经据典，当遇到不确定的问题时，他总可以告诉助手，在他书架的哪一层的哪一本书中的哪一页，可以找到问题的出处。我想，如果不是对治学抱有强烈的欲望，不是饱读诗书、博学强记，一般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与钱钟书先生在电话中解释“凤凰涅槃”的故事可谓异曲同工，应该是对博学最好的诠释了。
说了博学，再说审问。所谓审问，就是仔细地探究，要善于提出问题。什么叫善于提问，怎么样能够提出好的问题，我认为，只有通过详细地探究，认真地考察才能做得到。这里我想举一个德国总理施罗德来我校演讲时的例子。2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来广州访问，他在中大的怀士堂为我们的学生作了一场演讲。说到怀士堂，这是我们中大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当时德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在为施罗德演讲选址时还在考虑应安排在广州还是在成都，在看到了我们的怀士堂并了解到它的历史以后，当即就决定将演讲地点安排在广州了。现在想想，我还真的佩服他们的眼光，因为就在去年，在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纪念邮票中的第四枚就是中山大学，邮政总局的设计师们选取的票面内容也是这座怀士堂。据我所知，这是继北大和复旦之后，第三个国内大学登上“国家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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