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华清惊梦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19xx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12月11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12月11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www.qz26.com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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