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人物：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
10-22 01:09:24
来源：http://www.qz26.com 励志人物 阅读：80次
导读：别轻易以为有明天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
励志人物：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标签：励志人物传记,励志的人物,http://www.qz26.com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xx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xx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xx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xx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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