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向上生长
张翼：新东方的经营团队、业务团队，如何达成“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谐调？这样的问题，在你看来是否是新东方最为棘手的管理问题？
俞敏洪：“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契合，确实是我思考比较多的文化和管理问题。做事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继而向着尽量符合对方期望的方向去作出决定。新东方的日常管理上，我几乎从来不用强制性、指令性的词汇，比如“你必须这样”“你照这样去做”。我经常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性格比较柔弱，新东方的员工大多都知道。我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时权衡得比较多，让步得比较多，但所谓的柔弱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原则，缺乏决断力、判断力。有时候也会因为过多考虑情感因素、现实境况，影响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原则我是坚定不移的。如果在员工心目中，老板是一个软绵绵的形象和做派，很难管理好企业。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在员工、学生、公众心目中打造了一个积极、正面、阳光的个人形象。
自由主义精神是一种思想境界，并非是指在行为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按照卢梭的说法，人是生而自由的，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只有身受束缚才能跳出最美的“舞蹈”，这是我在雪地上滑单板时的感悟。作为个体，你可以叛逆，但是身处机构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绝对是不允许的，个体的自由不能危及组织的安全与健康。我坚决支持授课教师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但是，如果放纵8000名授课教师追逐“自由化”，新东方的存续就会面临巨大挑战
张翼：如何在总部集权与区域分权之间实现制衡？如何在全国市场的标准化方面与区域市场的个性化方面实现平衡？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公司从区域性向全国性跃进的共同难题。新东方也曾经一度积极试验、勇敢改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寻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和管理方式？
俞敏洪：目前新东方在全国范围内拥有43个分校，集权与分权，在新东方是统一的。人事权已经放给了分校负责人，我只负责各地分校校长的任免。财务权还控制在总部，但是绝大部分经营权已经下放到分校，对分校的要求是必须与总部在战略、目标、文化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周成刚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43个分校的项目、业务条线归他管辖；陈向东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43个分校的经理人归他管辖。我把这种管理方式定义为矩阵式管理模型。周成刚、陈向东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负责新东方整体的系统建设与战略规划。这种管理模式还会不断演变、继续调适。
一线城市的布局早已完成，这些年新东方一直在往二线城市突进，二线城市是最需要梦想和教育的地方。二三线城市，我们会采取连锁授权的方式经营。长期以来，我们对连锁经营非常谨慎，在二三线城市的连锁，也只是少儿英语、中学课外辅导的品牌授权连锁，新东方提供资源支持和匹配。
早年间新东方进行组织体系改造时，我是把总裁的位子让出去了的，那一时期，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我参加得都比较少。放权的苦与乐，我都是经历过的。很多老板为什么不敢放权？因为他会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感。关于放权，我没有犹豫。放权，不会对我的个人形象、个人地位产生任何影响。长期来看，放权是一种必然，然而放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放权之后，公司要稳健前行，不能产生业绩滑坡，这是放权的前提。目前来说，处于放权和集权的中间状态。对于新东方而言，精神上对我的依赖是日见强化，管理上对我的依赖是逐渐弱化。
张翼：对于细节，你一直非常敏感、格外在意。细节的过分干预，是否也会在客观上造成放权授权以及宏观战略问题的搁置？
俞敏洪：凡是白手创业的人，都会对细节非常在意。据我所知，史玉柱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网络游戏的细节做到“变态”的地步。关键的问题是，一旦放权之后，你必须要从细节中超脱出来，不要越位去和别人抢权。这种情况以前出现过，下属们对我也有意见。我已经学会了从具体事务中“自拔”，比如今天在长春召开新东方分校校长会议，我拒绝了邀请没有过去。如果我去了，我的讲话会影响其他高管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