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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

01-29 15:23:51 来源:http://www.qz26.com 观后感   阅读:8426
导读:对君权论。(注:《黄书·原极》,《黄书·宰制》,《黄书·大正》。)这也是王船山坚持“以社稷作公器”、“天下非一姓之私”的观点所得出的重要结论。王船山进而指出:坚持“公天下”思想,不仅要求人们在“治统”方面“循天下之公”,更要求君主在“治道”方面“循天下之公”。所谓“治道”方面“循天下之土”,具体地说就是:第一,君主应视天下的土地为天下所固有,而不应将其据为一己一家之私,“王者能臣天下之民,不能擅天下之土。”(注:《读通鉴论》卷十四。)第二,君主应“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不可“聚财于天下之藏”,将天下财富据为一己一家之私。第三,君主应“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注:《读通鉴论》卷三。),而不应将天下的禄位据为一己一家之私。第四,君主应尊重宰相大臣和各级官吏的权力,而不应“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注:《黄书·原极》,《黄书·宰制》,《黄书·大正》。),将天下权力视为一己一家之私。总之,君主只有如上所述,才是真正“循天下之公”的圣明君主,这样的君主由于其治道符合“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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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君权论。(注:《黄书·原极》,《黄书·宰制》,《黄书·大正》。)这也是王船山坚持“以社稷作公器”、“天下非一姓之私”的观点所得出的重要结论。王船山进而指出:坚持“公天下”思想,不仅要求人们在“治统”方面“循天下之公”,更要求君主在“治道”方面“循天下之公”。所谓“治道”方面“循天下之土”,具体地说就是:第一,君主应视天下的土地为天下所固有,而不应将其据为一己一家之私,“王者能臣天下之民,不能擅天下之土。”(注:《读通鉴论》卷十四。)第二,君主应“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不可“聚财于天下之藏”,将天下财富据为一己一家之私。第三,君主应“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注:《读通鉴论》卷三。),而不应将天下的禄位据为一己一家之私。第四,君主应尊重宰相大臣和各级官吏的权力,而不应“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注:《黄书·原极》,《黄书·宰制》,《黄书·大正》。),将天下权力视为一己一家之私。总之,君主只有如上所述,才是真正“循天下之公”的圣明君主,这样的君主由于其治道符合“道统”原则,因而其帝王之位也可能保存或延续,否则,就理所当然要被别人取而代之而导致“治统”的断绝。在论述
“公天下”思想时,王船山还特别谈到“均平”问题。他所讲的“均平”在经济上主要是反对以皇室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对土地和财富的“大聚”和“尤聚”,而不是赞同财富公有,共同劳动;(注:参看《诗广传》卷四。)在政治上主要是提倡君主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法规、制度时,必须于“上下、前后、左右皆一矩xié@①之而得其平”(注:《尚春引义》卷四。),不容许有人在统一的“法”与“礼”之外再享有某种特权,这也是王船山“公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人治”为主,“法治”为辅。
强调“人治”为主,“法治”为辅,是王船山在治国路线上提出的根本思想之一。历史上,儒家、法家、道家对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主张各不相同。一般地说,儒家抬高“人治”的地位,把“法治”视为“人治”的从属物;法家强调“一断于法”,轻视“人治”的作用;道家则既反对儒家,更反对法家,主张“无治”或“无君”(鲍敬言)。王船山主要是继承儒家思想,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坚持“人治”为主。他说:“治惟其人,不惟其法”(注:《读通鉴论》卷二十。),“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注:《读通鉴论》卷十九。),反对“一断于法”。他还分析指出:之所以必须坚持“人治”为主,不仅是在于任何“法”都由人制定,因而必须先有“治人”,然后才有“治法”;而且还在于任何法的完善都是相对的,都有简单、统一的局限,因而需要依靠“人”根据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去灵活掌握,具体执行。否则,如果只知一味地机械地按法办事,不分青红皂白地搞“一刀切”,“等天下而理之,均难易而责之,齐险易凶丰而限之”,就会造成本来是一些可以有所作为的事,因为受“法”的限制而不敢做,“可为也惮于为”,而另一些按实际情况不能做或不应做的事,却因“法”的规定而勉强去做,以应付上级的要求,
“强为涂饰以应上之所求”(注:《读通鉴论》卷十。),终于招致天下纷乱,人心不安。然而,王船山突出“人治”的地位,并不否定“法治”的作用,相反,他在批评法家“一断于法”观点的同时,又认真吸取法家思想中重视“法治”的积极因素,明确指出: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作为治国的辅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注:《读通鉴论》卷十。)在论述“人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基础上,王船山分别论述了搞好“人治”与搞好“法治”必须把握的主要关键。强调指出,人君要搞好“人治”,必须亲贤远佞;必须善于纳谏;最主要的还是要“求诸己”。所谓“求诸己”,一方面是指人君与大臣应加强学习与修养,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另方面则是指人君和大臣在思考问题时,应着重“求之心,求之身”(注:《宋论》。),即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自己,而不“舍己而求诸人”,放弃对自己的反思和约束,对吏民提出种种苛求;出了问题不是把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人家,而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论述“人治”之要的同时,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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